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与男权文化对人性,尤其是女性的个性进行了无情的杀戮,即使制度的更新也不能一下肃清这些旧思想,它成为一种文化渗透到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角落。莫言《红高粱》里的戴凤莲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在顽强抵制旧传统的同时,在生与死的挣扎中闪出美的品质。
开铭网络:如何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看诺贝尔获奖作家莫言如何刻画《红高粱》戴凤莲这一人物形象
一、抗日英雄
戴凤莲虽然只是一个女流之辈,但她巾帼不让须眉。莫言在《红高粱》中通过战争这一特殊的环境来开掘真正属于戴凤莲的机智、强悍与勇敢抗争。
村里的九十二岁的老太婆说起她的事迹如数家珍,对于她的抗日壮举能用快板唱出来:“女中魁首戴凤莲,花容月貌巧机关,调来铁耙摆连环,挡住鬼子不能前......”可见她在高密一带的影响力。
不光如此,在余司令以亲为重,打算法外开恩余七爷强奸玲子,要和任副官闹掰时,是戴凤莲以死相劝:“占鳌,不能让任副官走,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让余占鳌明白利害;当余司令因为收编的事与冷支队四目相逼,都咻咻喘气,谁也说服不了谁时,也是戴凤莲左手按着冷支队的左轮抢,右手按着余司令的勃朗宁手枪和解:“买卖不成仁义在,这不是动刀动枪的地方,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并带头喝下掺有罗汉大爷血的悲壮酒,激荡人心,鼓舞士气,充分体现了她的勇敢、强悍与机智。
“奶奶出嫁后,一直养尊处优,这一担沉重的佧饼,把她柔嫩的肩膀压出了一道道深深的紫印,这紫印伴随着她离开了人世,升到了天国。这道紫印,是我奶奶英勇抗日的光荣标志。”--当余司令带领乡亲们在高粱地里打鬼子时,戴凤莲就亲自主持战后供求,亲自擀佧饼,送佧饼,汗湿红罗衫,肩被磨紫印,并因此为抗日战争献上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二、个性解放的先驱
《红高粱》以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生命意识作为基调,对整个农民真实的文化心理进行原生态描述,更是用浓墨重彩渲染了戴凤莲如高粱般火红的农民性格,以及她作为个性解放的先驱也有细致的描述。
“我奶奶一生‘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原是一以贯之。所谓人的性格发展毫无疑问需要客观条件促成,但如果没有内在条件也白搭。正像毛主席说的:‘温度可以使鸡蛋变成鸡子,但不能使石头变成鸡子。’孔夫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不可污也,’我想都是一个道理。”
“我”奶奶是一个充满生命张力,非“贤妻良母”式的中国妇女形象,她打破了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是一个充满野性和情欲的女人。“她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的活法悖逆了传统的道德,然而她的生命意识却给人一种新的美感。正是这个形象的塑造,使人们看到了民族生命意识和生命力的高扬。“我”奶奶除了具有正义勤劳的中国妇女的特质外,更重要的是在她的灵魂中,渴求的是一种朴素的自由和解放的本能需要,是一种归于自然的人类本性的需求。正如斯玛特指出:“悲剧全在于对于灾难的反抗,陷入命运罗网中的悲剧人物的奋力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包围圈而逃奔。即使她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心中却总有一种反抗。”
在戴凤莲倔强的生命旅程中,我们看到她坐在花轿中不顾母亲不能自己掀盖头的叮嘱,兀自掀开盖头,打开轿帘看路旁的红高粱,看轿夫,端详自己的小脚;我们看到她骑驴的姿势都是与众不同的,她不是按着女人骑骡子骑驴的规矩偏坐着,而是把毛驴的脊梁夹在双腿之间;我们看到她和余占鳌在高梁地里火焰般的野合......这些并没有令人生厌,也没有那种污秽般的感觉,她的叛逆、纵欲充满着对封建礼教的亵渎,而这种亵渎正是在道德规范压力下生长多年的中国民族生命意识的自觉反抗。正如,她在你留之际的默祷:“天,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什么叫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正是这种反叛精神,重新阐释了我们民族对于生命意识的理解,她渗透了“红高梁”炽热的土地,并开花、结果,作为个性解放的领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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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妇女自立的典范
莎士比亚曾说: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可以说自从父系社会代替母系社会以后,女性就再也没有做过自己的主人,而一直是男性的努力和附庸,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迫害达到顶峰,而莫言《红高粱》里的戴凤莲却一反常态,不光是个性解放的先驱,更是妇女自立的典范。
当她还未出阁时,她没有父母依靠,因为她父母不仅没能给她一个温暖的避风港,反而拿她去与单家心甘情愿、得意洋洋地换一头大黑骡子,哪怕对方是一个不能生育,死皮赖肉的麻风病人。
而在坐花轿的路上,遇到“吃佧饼”的劫匪时,戴凤莲更没有乱半分方寸,只是用亢奋的眼神暗示轿夫余占鳌去教训那个“吃佧饼”的人,然后大雨滂沱,她也没有躲避,只是掀开盖头,束起轿帘与轿夫们一起接受大雨的洗礼!
到了单家,她发现单家父子是麻风病人,没有惊慌失措,只是拿出她早已预备好的剪刀,不允许单扁郎靠近--洞房里,“他站起来,对着奶奶伸出鸡爪状的手,奶奶大叫一声,从怀里摸出一把剪刀,立在炕上,怒目逼视着那个男人。”由此可见,戴凤莲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女人,要不也不可能在一开始不确定单家父子是不是麻风病人的情况下,怀揣一把不吉利的剪刀!然后,又在回门的路上,不顾父亲酒醉,不顾一切的与轿夫余占鳌激情野合。
待到戴凤莲再次踏进单家,遇到单家父子被杀害的大变故,她仍是镇定自若,不露纰漏,又不失时机的认曹县长为干爹,连余占鳌这个轻易不服输的人,也不禁暗暗叹服这女的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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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挑起女掌柜的担子,更是独当一面,知人善用,令刘罗汉这个智慧老
成的长工为她死心塌地,以致最后为了保护她的财产,两头骡子,惨死在日本人的手里,而没有一丝抱怨。当高粱成熟,要收购时,她高瞻远瞩,知道今年高粱丰收,过一阵子人家收完了再收,价格自己说了算,高粱也比现时干燥......一点点,仔细用心的把烧酒锅作坊打理的井井有条!这些,她都没有依靠别人,包括她的男人余占鳌。她宁愿在夜里细碎的哭泣,也要在人前坚强的站立,没有一丝弱者的气息。
关于戴凤莲的“花花事儿”,我认为,这点也可以算作妇女自立的典范。刘罗汉有没有上她的炕,小说中并没有明确指出,但是却明确指出了是她主动找刘罗汉的,没有受谁的威逼利诱。而当“花脖子”杀了庄长单五猴子后,打算掳她时,问她有没有被单扁郎睡过,她为了保护自己,就平静的说:“睡了”,以至,“花脖子”专程掳她“吃佧饼”时,她也只是被“花脖子”摸奶子而已。还有,当日本鬼子来到烧酒锅作坊,看到如花美貌,产生不轨之心,她也是反应迅速,用手蘸了罗汉大叔头上的血,涂了满脸,装疯,坚决不让鬼子玷污!既体现了中国妇女应有的不屈品质,也为妇女自立做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综上所述,莫言《红高粱》中的戴凤莲的人物形象所呈现出的美的品质就是:民族抗日的英雄、妇女自立的典范,同时也是莫言对女性解放,独立自主的期许,显示出他对女性的崇拜以及对女性悲惨遭遇的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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